(轉載自: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80922/fab1.htm)
(好的制度可以被人為破壞,壞的制度則是人人皆壞!)

【明報專訊】「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是家傳炉曉的名言。也是這句話令許多人相信只有民主才能制衡權力，徹底消滅貪污腐化。但當港人目睹由民主選舉產生的陳水扁動員全家侵吞公款；民主化後的菲律賓繼續受貧窮和貪污困擾；而近日在泰國的反政府示威中，更有人指斥民主制度是該國貪污問題的禍根，主張國會引入大量委任議席；民主帶來廉潔社會的說法，不禁受到挑戰。

理論上說，民主應該有助控制政府或公營部門的貪污。 T.M. Smith的一篇文章提出專制政府帶來貪腐的五大原因﹕

(1)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裏造成決策供不應求，人們爭相行賄官員作出有利他們的決定；

(2)專制政府製造林林總總的條例控制社會，造成把關的官員有大量機會向人民索賄；

(3)權力未有充分下放，地方政府對反貪污變得被動；

(4)專制政府往往封鎖消息，令政府高層未能掌握地方貪腐的情以作出及時應對；

(5)由於從上而下分配財政資源，減低地方政府財政責任感，出現貪腐浪費。相反，民主令權力分散，相互制衡，政府必須向選民問責，自由的環境亦有助公民社會與媒體對政府的監督，有助剷除貪腐。

愈是民主國家 愈是廉潔

但亨庭頓在他的《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一書中卻認為民主或專制並非問題核心，關鍵是在「政治制度化」(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的程度上。所謂政治政制化，是指組織(如政府部門)和程序(如土地審批程序)如何得到社會的價值認同而趨於穩定。這種制度化表現於政治組織和程序對環境變動的適應性、部門功能設置的複雜性、政治組織不受社會力量(如家庭或宗教團體)干預的自主性，以及部門之間的整合性。

諸如部門分工不清，出現灰色地帶，官員可濫用酌情權，作出有利親友的決定，便是政治制度化不足的表徵。

究竟民主是否有利建設廉潔社會？我們利用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07年的貪腐觀感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與Freedom House 2008年的政治權利指數對179個國家進行研究，發現兩者呈現「正相關」的關係，強度是0.581(由0至1)，有顯著統計學上的關係。即是說﹕愈是民主的國家，愈是廉潔。表一列出全球最廉潔的10個國家，除了新加坡外，都是民主國家。相反，全球最腐化的一些國家，如緬甸和索馬里亞等，都是獨裁政權。

但由於許多民主國家同時亦是富裕國家，究竟是民主或是經濟發展水平(從而影響教育普及和資訊發達等)對廉潔造成影響，值得疑問。我們首先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人均國民生產指數(以購買力平價(PPP)的方法計算，但古巴、伊拉克、澳門、索馬里及黑山的數據則來自美國中央情報局的The World Factbook)與貪腐觀感指數進行運算，發覺經濟發展水平愈高，的確廉潔程序愈高(相關度=0.819)。然後我們再將政治權利指數加入運算，發現在控制了發展水平此因素後，民主與廉潔的相關度減弱了(只有0.488)，但仍是統計學上顯著的正關係。即是說﹕在富裕國家中，愈是民主仍是較為廉潔；在貧窮國家中，情亦相同。

雖然如此，我們發覺亞太區相對全球其他區域卻是一個異例。單看民主與廉潔的關係，雖然亦是「正相關」，但已經是比較弱(相關度=0.394)。相反，經濟水平是影響廉潔的超悤因素，相關度達0.919。如果將民主與經濟水平同時考慮，民主對廉潔的影響力馬上消失(相關度下降至0.318，而且在統計學上變成不顯著)。即是說：不少亞太區民主國家所以較廉潔其實是因為其經濟水平較高，反之亦然。表二是亞太區廉潔指數排行榜頭10位，只有一半國家實行民主。新加坡、香港沒有民主卻是高水平廉潔社會(分別為9.3和8.3分)。實行民主的台灣雖名列亞太區第六，但分數已下降至5.7，其他民主國家如韓國、菲律賓及印度就更是強差人意。

廉潔社會需5項因素配合

通過上述的數據分析，我們可以更清醒地認識到，民主只是影響廉潔的其中一個因素。如果其他的因素不配合，單靠民主亦不一定能帶來廉潔的社會。Shen and Williamson 在2005一篇文章中便指出這些因素﹕

(1)國家體系的強弱﹕國家體系太弱，令高層官員無法對地方及下層的官員進行監督，從而減低後者收賄的成本；

(2)經濟的開放程度﹕如國家體系過度參與經濟活動，坐擁大量資源，會為官員帶來更多貪污的機會；

(3)社會的分化程度﹕如因為宗教、種族等問題令社會分化，便難以建立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去監督政府；

(4)法治﹕欠缺獨立公正的司法系統及清晰的法律，會令檢控貪污的工作舉步維艱；

(5)社會文化(Mungiu-Pippidi, 2006)﹕在一些現代化較遲的社會，仍然保留重人情而忽視程序的文化，公職人員秉公辦事的意識不高。

在亞洲區域，不少民主國家仍然被上述5項因素困擾。許多國家行政體系太弱，民主化帶來權力下放反而令地方政府尾大不掉。好像韓國政府與大財團的千絲萬縷關係，民主化後亦無法立刻割斷。東南亞國家種族構成複雜，連台灣亦出現族群分裂，減弱了社會對政府的監察。特別是亞洲文化傳辏中缺乏法治精神和過度強調人情關係，都令民主未能充分發揮對抗貪腐的功能。相反，像新加坡和香港，由於保留了英殖民地的法治傳統和有效率的公務員體制，即使未有建立民主，亦能締造廉潔社會。

由此可見，民主要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必須要有其他制度環境配合。Smith固然指出專制的惡，但亨庭頓卻提醒我們民主亦不是「八達通」。要長治久安，建設一個廉潔的社會，應該追求民主，但同時要建設制度化的政府、發展公民社會和嚴守法治精神。

作者陳健民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徐承恩是執業醫生、中文大學社會系碩士

■參考文獻：

Huntington, Samuel.1968.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ungiu-Pippidi, A. 2006."Corrup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Journal of Democracy 17(3):86-99

(轉載自: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80922/mrb.htm)
(請市民挺身而出,保護香港社會核心價值!)

【明報專訊】近日有關中聯辦干預立法會選舉及打壓自由黨的新聞不絕，雖然中聯辦副主任王鳳超日前已否認有其事，但仍不足以釋除市民的疑慮。我們認為，田北俊既然已決定退出政壇，應該挺身而出，把事件的來龍去脈說清楚，而選管會及廉政公署更應主動介入調查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是否存在覑人為的操控。如果上述疑團無法澄清，勢必嚴重影響香港選舉長期予人廉潔公正的印象。

選舉後有關中聯辦干預立法會選舉的消息傳個不停。以往類似的指控也曾出現，但多數來自反對派，令其可信度大打折扣。但今次卻出自份屬建制派的自由黨高層，情 不單令人側目，也教人深感不安。有報道言之鑿鑿指出，投票日黃昏，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曾致電中聯辦主任高祀仁要求「給票」。接覑，自由黨高層又對傳媒指出，該黨常委、全國政協委員李大壯正是代表中聯辦及特首辦向該黨傳話，包括要把田北俊及周梁淑怡踢出自由黨核心，並且要該黨近年擁抱直選的路線來次「撥亂反正」，重新專注於功能組別選舉。

中聯辦副主任王鳳超日前指上述報道只是「望風捕影」，又指自由黨的變化是自由黨自身的事，應該按照黨章自行解決。可惜，王氏的回應並不足以全面釋除港人的疑慮，因為如下的兩大問題並未得到澄清﹕

第一：有關操控選舉的指控。

在直選中大敗的自由黨是今次事件的主角。有報道指田北俊在投票日黃昏曾致電中聯辦主任高祀仁求救，「要求給票」。如今政圈中人都在問﹕為何田氏要向手中理應一票也沒有的中聯辦主任求援？莫非過去曾有人與中聯辦聯絡後，確實能改寫選舉結果？有能力在短時間內改變結果的方法，又是否涉及賄選？

事件曝光後，選舉期間仍是自由黨主席的田北俊，在被問及該黨是否遭到中聯辦與特首辦的夾擊時，他表示「不能評論」，又指李大壯和前政務司長許仕仁、特首辦主任陳德霖等人稔熟， 「不知特首等人是否全部不知情」。欲言又止之意，再清楚不過了。

中聯辦及特首辦干預香港選舉及政黨運作，是極之嚴重的指控，何今次的指控是出自香港親建制派政黨的核心人士。我們認為中聯辦與特區政府均應認真對待這些指控，包括澄清事件的經過，以期能夠還向來廉潔公正的香港選舉一個公道。我們也深切期待已準備退出政壇的田北俊挺身而出，全面公開事件的經過，希望可以及時喝停那些欲搞亂香港選舉的不法分子。操控選舉的指控若不存在，他更有道義上的責任去還相關人士一個公道。

香港的選舉素來公平公正，任何黨派敗陣下來，都會接受選舉結果。這是香港社會廉潔公正的一大體現。如今這個核心價值卻受到質疑，負責維持香港選舉公正的選管會及廉署，絕不應坐視不理，推說必須等待投訴才能插手，而應主動調查，否則何以維持港人日後對選舉的信心。

第二：中央對香港政制發展已有定案之說。

這次風波的另一個重點，是有報道指自由黨常委李大壯引述中聯辦高層向自由黨傳話﹕該黨應放棄直選之途，專注功能組別選舉；令人懷疑中央對香港的政制發展前路已有了定案，包括永久保留功能組別選舉。這對於一直向外宣稱香港政制發展還處於諮詢階段的特區政府來說，是極大的輕蔑，大家還可以相信日後政府提出的不同政改方案嗎？

因此，中聯辦應盡快澄清李大壯所引述的中聯辦官員的談話有多真確。此外，若中聯辦真的如他們所言，多年來一直十分愛護自由黨，就更應公開與今次站到台前「倒田」的李大壯劃清界線，以正視聽。

若上述傳聞不獲澄清，港人將得到一個極壞的信息，就是不單中聯辦干預香港的選舉，令香港的選舉蒙羞，建制派更只能是一言堂，絕不容許不同聲音，包括即使見到政府政策走錯方向，民情洶湧，也不應提出異議，犯顏直諫，否則總有一天會被懲罰。

主要由商界人士組成的自由黨願意跳出功能組別，擁抱直選，實在是香港政治發展重要的一步，而且份屬建制陣營的自由黨，在重要關頭甘冒與政府對覑幹的風險，拒絕與政府立場一致，亦對政府掌握民情有極大幫助，當權者應當珍惜、鼓勵，而不應攻擊、打壓。

(轉載自: http://plastichk.blogspot.com/2008/09/slow-burn.html)

香港的問題，簡單而言就是中國人的問題－－問題出在文化，文化就是 DNA 的軟件版，影響控制了人的思想與行為，說來說去，仍然是柏楊的醬缸文化－－膠文化的問題。

膠文化不但影響了社會行為，還影響了政府的行為，看看歷史各朝的問題，最常提到的就是「上命不能下達」，地區的官僚就是土皇帝，上下其手，制度上不能管理，數字上也不能管理，這種口頭上事事都要管，小事上必定要管，大事上就管不到、理不著、看不見為乾淨的態度，由政府到泛民，都是一模一樣。

看看西方的法理邏輯，講求 Separations of power 三權分立，靠制度去互相監督、互相制衡，來到香港就變了樣，舉例說，泛民主派自己身上，可會接受批評？可會接受異議？一如所有中國人的問題，一談到批評，只有人身攻擊，以及作人身攻擊回報，在理念上、在民主的道路這些大問題上，反而完全漠視。

舉例說，泛民將來還要不要參選功能組別，不如也來一個泛民公投決定吧？對不起，爭議席的初選就很重要，對民主道路的追求的意向，就不重要；又例如，就內地捐款問題，也來個泛民的公開討論及公投吧？這些外國經常就政策問題的公投，在香港是完全沒有；來來去去，都是一些膠到冇朋友的討論與人身攻擊，然後被政府與建制派玩到團團轉，政府拋一個政策出來，泛民就接招吵一輪，然後政府就堅持，泛民再嘈，嘈完一輪，誰的聲大就誰話事，嘈完就算，沒有政策，沒有方針，沒有目的，亦沒有將來，所有論述都是炒短線，呢輪興乜就講乜，你說這樣的討論，有沒有將來？

從政的道路，在他們的眼中就只有一條－－就是組黨，就是參選參政，沒有選舉，就沒有參政的空間；沒有做地區工作事事關心，就不是參加政治；因此從政就要做義工，就要出來企街派傳單，就要出來貼街板，就要出來把每個假期休息奉獻，這是正常人的生活嗎？這是正常人想有的生活嗎？難道要改善他人生活，首先就要自己過非人生活？

這就是工商界、專業界，到今日仍然抗拒民主的原因－－因為在他們的眼中，搞民主就要等同搞企街，在大熱天時幾十度高溫下做硬膠 show，做完仲要好大機會輸；因此冇人願意玩這個遊戲，最好就是坐在辦公室用錢解決一切吧，有誰願意親身去下這場賭注，去以大搏小？

反之，泛民有沒有提供這樣的機會，去推廣民主？難道民主就只有現實示威，只有街頭抗爭，只有在每日在街邊燒掉幾個鐘，才有機會爭取到小小的公義？甚至，連公義都爭取不到？

舉例說，就說中產選區的「地區工作」吧？中產有甚麼「地區工作」期待你去做？最大的地區工作，就是解決塞車問題，解決兒女的教育問題，解決環境問題，解決醫療問題，可是在這方面的泛民，又做了些甚麼？

除了「我關注」、「我關心」、「我出聲」、「我示威」之外，甚麼也做不到；甚至提倡一些違反大家意願的東西，這樣可以吸引中產選票嗎？這樣可以開拓更多中間選民支持民主嗎？

我們看見的，就是「中國醬缸」的陰魂，在土共與泛民之間互相燃燒，就有如台灣只有藍綠，沒有黑白一樣，香港的問題亦源如此－－泛民眼中只有民主，土共眼中只有反民主，然後雙方都說要為基層爭取權益，簡單而言，就是只有泛民左派，惡鬥土共左派。

右派？香港的所謂右派，就只有馬克思主義者口中的「大地主」商家守財奴，其實根本是假右派，只是保皇與建制的組合；香港根本缺乏真正的右派，連明朝張居正那種以改革解決問題的人，也少之又少，來來去去就空談一句改革與改變，然後空口講白話，回歸最保守的思維，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

對呀，解決問題不是應該創新嗎？香港社會還有幾多創造力呢？除了老人，就只有小老人，老人迫年輕人用老人一代的方法、思考、制度去處理問題，於是老人解決不了的問題，青少年也繼續解決不了，就好似中國傳統的政治邏輯，一代傳一代，沒有反省，沒有進步，有的只是人性的醜惡，千古不變也。

這種老化的社會思維，反映在今日，就是上一代對年輕一代的漠視與忽視－－由語言、發言權、制度等等，紛紛都只在扼殺年青人，結果就是同時扼殺了自己，自我製造絕子絕孫，有的只是和自己想法一樣的小老人，又如何改變社會？

無論保皇和泛民，以及社會各界「接班人」，都認真得啖笑－－那些所謂接班人，除了未老先衰，除了用老人家一式一樣的一板一眼之外，有新意嗎？有內涵嗎？骨子裏看不起年輕人「唔夠料」，真正夠料的，卻千方百計去打壓、漠視、莫不關心他們的發展，這就是社會的現實，而除了間唔中好似林忌這些敢出來反抗幾句的，有多少年青人同時被扼殺葬送了？

對，今日的社會已經完全封閉，要創業，要有「金錢資本」；要從政，要有「政治資本」，而兩者，都只有靠關係、靠傳承，而非靠能力去獲取－－於是「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繼承人，比比皆是，鬥完之後，上一代又大條道理，說年輕人不行了，要求社會更公平公正，自己可有對年輕人公平公正？自己沒有，又如何期望社會可以？

今日香港二分之勢己成－－只餘下泛民左派，對土共左派；工商界多年漠視改革的結果，中產無能亦無助的結果，就是坐視雙方基層的互相攻擊與毀滅；而中道力量的無所作為，最終將不可避免地發現自己一再捲入漩渦，卻最終甚麼也做不到。

也許這種「慢燃」Slow burn 的情形，其實就是最差的情形；就有如九七後的經濟，應倒不倒，應跌不跌，結果步入漫長的衰竭，永不翻身。
張貼者： 林忌 位於 2:05 上午 12 意見

(轉載自: http://plastichk.blogspot.com/2008/09/blog-post_18.html)
(不用想都知中共就是事情元兇!)

中國大陸「三鹿牌」奶粉引發「腎結石娃娃」事件持續延燒，河北省三鹿集團和石家莊市日前將奶粉違法添加三聚氰胺歸咎於奶農，但三鹿乳源地的奶農向香港「大公報」指出，摻假是奶販和三鹿驗收人員的勾結作案。

三鹿是大企業「內部摻假是絕不可能的事」。

三鹿集團副董事長張振嶺堅稱：「三鹿是大企業，內部摻假是絕不可能的事。」

目前推測，三鹿奶粉摻入三聚氰胺可能性有兩種：一是從原料加入，即三聚氰胺摻入鮮牛奶或奶粉的其他輔料中；二是在生產環節中加入。業界人士普遍認為，乳牛吃了含三聚氰胺飼料而造成污染的可能性並不大。

石家莊某縣奶農馬老漢說，給乳牛餵食摻入三聚氰胺飼料等於是餵毒藥，對奶農有百害無一利，「假如奶牛吃了含三聚氰胺的飼料死了怎麼辦？」

他說，一頭乳牛價值人民幣一萬元，一天出奶二十公斤，「比自己親兒子都寶貝」。

　馬老漢是「擠奶廳模式」供奶的奶農，他和同村十七戶奶農各自散養乳牛，一同到擠奶廳統一採奶。他說，擠奶時，除了為乳牛擠掉三把「細菌奶」後，剩下程序全部機械化完成，鮮奶在真空的容器中抽取、流動、儲存，「奶農根本接觸不到鮮奶，怎麼摻假？」

　馬老漢的一週歲孫子和五歲孫女都是喝三鹿嬰幼兒奶粉長大。他氣憤地說，三鹿「問題奶粉事件」就是奶販和三鹿驗收、收奶人員勾結作案的結果，三鹿不應將責任扣在奶農身上。

專家意見也間接佐證奶農的說法。技術人士表示，三聚氰胺在奶站加到原奶中有相當大限制，三聚氰胺屬微溶性，常溫下溶解度為一百毫升水僅溶解零點三一克三聚氰胺，含氮零點二克，推算只可冒充一點二七克蛋白質。想讓加入三聚氰胺後的鮮奶營養比協調，還需再加水和脂肪，但一般的脂肪產品很難加入，必須加專業勻質脂肪，這類手法非一般奶農所能掌握。

　他說，以目前技術，一旦加入三聚氰胺，必然造成鮮奶營養比不正常，不難檢測出來，三鹿集團為何毫無察覺？

　專家還指出，如果是在奶粉製造過程中加入三聚氰胺，就不受溶解度限制，想加多少都可以。


犯了這樣大的罪行，日本企業的董事長不自殺，也最少出來公開道歉，可是我們偉大的祖國的三鹿集團副董事長說：「三鹿是大企業，內部摻假是絕不可能的事！」

好一個絕不可能，就是絕不可能，才有可能得到「免檢」的金牌，才有可能如此公然造假－－國家索性批准你免檢，因此官員冇錯，企業就不可能犯錯，錯的必定是人民，以及那些沒權沒勢可以拿來開刀的小奶農了。

伊利、蒙牛與三鹿，這些國家級的大牌子都可以如此出事，由美國到中國，一夜間那些絕對的大企業都可以如此硬膠，我們這些多疑派，終於可以偷偷地吐一口烏氣－－早就說嘛，大就不會錯？

有些內地朋友偷偷跟林忌說，他們從來都沒有買國產奶粉，因為早就怕有問題，從來要奶粉都由香港直接入口嘛；甚至有商人朋友說，最近送禮都送奶粉，一箱箱的奶粉寄去軍營，寄去政府機關，這些事情，大家就算不知道，也早就估到了，只有香港的一班土共真心膠支持者，才會盲的地不相信這些事情。

伊利還是奧運贊助商，只希望今屆的奧運運動員沒有吃喝得太多就好了....

唉......

(轉載自: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80920/fab1.htm)
(中共已再無此胸襟,所以失天下!
信任產生信任,懷疑引起不信任。)

【明報專訊】1984年，是鄧小平個人政治生涯的巔峰。當年，中國經濟欣欣向榮，改革開放漸見成效；對外則成功與英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完成收回香港的歷史使命。1984年又適逢中共建國35周年，那一年的國慶典禮上，鄧小平乘覑軍車、威風八面地在天安門檢閱解放軍的一幕，相信不少港人都印象深刻。

當年10月，鄧小平在出席完國慶典禮後，隨即接見港澳代表團，自信滿滿地暢談北京的對港政策方針，發表了這樣的一段講話：「港人治港不會變。由香港人推選出來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選擇這種人，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處理這些問題，中央政府從大處覑眼，不會拘泥於小節。」(《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立法會選舉已塵埃落定，民主派不但力保關鍵的23席，更加保持近六成的得票率。選舉過後，政圈都關注曾特首會否改組行政會議，甚至吸納民主派代表入閣。

本星期初，某份本地報章卻大篇幅報道，指泛民入閣的機會渺茫，原因是中央對民主派仍然充滿戒心，不會容許曾蔭權向泛民招手云云。這篇報道是真是假，無從考證，但如果北京及特區政府堅持「親疏有別」、「非友即敵」的統治手法，施政上繼續排斥獲得多數港人支持的民主派，將無助於解決當前的管治困局。

香港政制的荒謬之處，在於一直坐擁六成得票的民主派，在議會卻是少數的在野派；相反，在直選僅得四成得票率的建制派，卻透過佔據功能團體議席，成為立法會內的多數派。在這種畸形的政治下，特區政府固然可以不把民主派放在眼裏，而依賴建制派的保駕護航來推動政策。但問題是，由於特首尚未由普選產生、認受性仍備受質疑，這種狹隘偏頗的管治策略，縱然能夠讓政府贏得個別政策，卻只會加深政府的「不民主」及「保守」色彩，令特首與主流民意愈走愈遠。

董建華時代的所謂「執政聯盟」概念，以至曾蔭權的「親疏有別」政策，本質上都是這種一方面封殺民主派，另一方面則依靠左派及工商界的保守政治路線。無獨有偶，兩代特首都要為這種偏頗的管治策略，付上沉重的政治代價：董建華任內始終無法擺脫保守及反民主的污名，最終被迫腳痛下台；曾蔭權則自我破壞了接任特首初期辛苦建立的「超黨派」務實形象，從民望的頂峰狠狠地摔了下來。

團結溫和力量解政治死結

當然，這些政治災難不完全是兩位特首的責任，因為這種充滿鬥爭色彩的政治路線，很大程度源於北京與民主派的政治宿怨：89年六四事件令民主派與中央決裂，香港的民主運動從此走上「民主抗共」的道路，北京也放棄了過渡期早年包容各方的開放政策，一再出手打壓民主派，同時透過扶植嫡系左派及大資本家，試圖穩住對香港政局的控制權。

但回歸10年的政治發展已經證明，這種保守的政治路線，正是造成香港管治失衡的根本原因。明年就是六四20周年了，時移世易，香港人對中央的信任與日俱增，民主派也悄悄地把「民主抗共」的大旗收起，默默地接受了北京的最高話事權。如果中央及特區政府能夠順應時勢，改弦易轍，放棄對立抗衡的鬥爭策略，重回當年鄧小平提出的寬鬆政治路線，與民主派實現歷史性和解，並且團結中間溫和力量開拓新的政治主流，香港的政局才有望真正突破。

20多年前，鄧小平有足夠的自信及胸懷去廣納各黨各派，今天言必中華盛世的中央及特區政府領導人，為什麼反而失去了海納百川的政治胸襟？

作者是城巿大學社會科學學部講師